（王夫之像）

也是机缘巧合，我的水杯坏了，没有茶喝，人都不精神，画也画不下去，信步去市场买杯子，恰好就在旧书摊上邂逅了江堤的遗作《瓦片》。

对于江堤，我只是闻其名而已，对于他在1987年发起的新乡土诗歌运动只约略了解一些，详情并不甚了了。今日一见他的《瓦片——废墟上的吟唱》，却有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，或许是因为题目契合了我的心境吧，粗略一翻，当即以七元的价格买了下来，并在回学校的路上就开始读第一篇《湘西草堂》。

江堤是专业文物工作者，其次才是诗人和作家。他的文字兼具学者、诗人、作家的秉性，字里行间闪烁着智慧和灵性的光辉，隐约渗透着历史深沉的厚重和忧伤。他笔下的湘西草堂，在夕阳中向我们诉说着历史的沧桑。

湘西草堂，是王夫之晚年所筑的居室兼草堂，“蓬檐竹牖，编篾为壁”（王敔《湘西草堂记》），根本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三间两层砖瓦房。1660年（顺治十七年），王夫之在反清复明活动失败后，避乱到了湘西衡阳县金兰乡茱萸塘，自筑竹篱茅屋，名曰“败叶庐”，这就是湘西草堂。1669年（康熙八年），败叶庐逐渐颓坏，不能抵御风寒，王夫之又在败叶庐后构筑新屋，名曰“观生居”。现在我们能看到的，应该是王夫之季子王敔所筑的“蕉畦室”，而不是败叶庐和观生居了。据里人说，上世纪50年代败叶庐残壁尚存，观生居虽犁为农田，但遗族仍能指其遗址，如今那两处故迹已然很难辨认了。

大凡一户房子，能支撑上百年也就不错了，所谓的百年老屋，存世量可谓少之又少，且存者多为砖瓦木石结构。象败叶和庐观生居，本是土墙草盖，在当时已是风雨飘摇，其势难支，留到现在是根本不可能的事。我出外游历，很少去看什么名胜古迹，就因为它们经历代改建修缮，早已失去古迹的原貌了，尽管也还是雕梁画栋，飞檐斗拱，却是今人所伪，古意荡然无存。到这样的地方凭吊怀古，不是象撮土为坟一样滑稽吗？

但湘西草堂不一样，虽是历经修缮，但较之周围大量新更换的房舍，其简陋粗鄙，古拙淳朴之气息还是浓郁的。更重要的是，草堂本身已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这里曾是王夫之的故居。就象一个笔记本，无论是真皮封面还是纸壳封面，重要的是填在里面的文字，封面残破了，换一个也无妨，只要里面的内容没有变就好，无论这个草堂是否为原先的草堂，只要王夫之没有变，这个草堂就值得我们虔诚地凭吊一番！

   王夫之是不会变的，抛开他文化实践中空前绝后的王者风范不说，单就其守身保节，“完发以没”，“虽死不辱”的铮铮铁骨，就注定了王夫之在中国历史上的永恒。

   清初的三大思想家顾炎武、黄宗羲、王夫之，只有王夫之是至死不顶大清天，脚不踏大清地的，只有王夫之到死都顶着额上之发，保持着一个傲骨嶙峋的汉人本色。而黄宗羲、顾炎武，虽也深怀亡国之恨，精神倍受困苦，但毕竟盛名在身，朝野上下，优礼尤加，衣食无忧，过着优裕的名士生活。王夫之三家村野老的日子和他们是没法比的。

   但这样的生活却是王夫之所坚守的，他说“（人）应该不随外物的诱惑而坚持自己的操守，小人在自立德行时是无常的，会随着外物的诱惑而变动的，在接纳外物的时候，不会有虚怀若谷的心怀。”（《周易大象解》）这使我们想起了和他同时代的另一个满腹才学的才子钱谦益，这个锦心绣口的才子在他的《降清文》中说：“谁非忠臣？谁非孝子？识天命之有归，知大事之已去，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，此仁人志士之所为，为大丈夫可以自决矣。”好一个大丈夫，好一个仁人志士，好一个忠臣孝子，好一个识天命之有归！一副软骨汉奸的小人嘴脸！

   要说识天命，王夫之应该是行家里手。王夫之的学问，“笺注训沽，六经于《易》尤尊”（船山祠联），“平生为学，神契横渠，羽翼朱子，力辟陆王，于《易》根底最深。”（《清儒学案》）王夫之深通《周易》，经常教授学生卜卦的方法和《周易》的义理。他说：“《周易》是用作占筮的，而学习《周易》义理也就存在于占筮之中。”“占筮是属于了解天命的事，了解天命，是要遵循天命为自己立命，乐于依从天命的安排，知守性命的分限而不感到忧虑。”天命，就是我们讲的客观规律，是天地间的大道，王夫之皓首穷经，对此焉能不懂？

但他依然枯守深山，坚决不与满清为伍。王夫之生活的年代，正是满清入关，代明而立的乱世。顺治五年（1648年），王夫之举兵衡阳，阻击清军南下。顺治十四年（1657年）以前，王夫之为了反清复明，民族节义而崎岖奔波，甚至改姓隐名在山中东躲西藏，过着久无宁日的生活。直到认为事已不可为，才专一闭门课徒著书，总结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，营建自己博大的学术体系。

王夫之暮年，自题墓石：“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，其左侧继配襄阳郑氏之所附也，自为铭曰：……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，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能不企。幸全归于兹邱，固衔恤以永世。”末行云：“戊申纪元后三百□十有□年□□月□□日。”又一行低数格云：“男□□□□勒石。”戊申纪元为明太祖洪武元年（1368年），即明朝开国的那一年，自洪武元年到崇祯十七年明亡，共计277年，而墓文说“戊申纪元后三百”，于“百”字下“十有”下以及年月日前均空格，是俟考终卜葬时由后人填上，并昭示后人不用清代纪年，其节气之高，可配天地。

当然，不同的人格，其待遇是不一样的，清沈德潜编《国朝诗别裁》将钱谦益的诗放在篇首，乾隆大怒：“一个降臣，其诗竟置篇首，岂有此理！”乾隆又指示《明史》编修人员，只能将钱氏放在贰臣乙卷，连入贰臣甲卷的资格都没有。又送诗一首：“平生谈节义，两姓事君王。进退都无据，文章哪有光？”作为钱氏一生的盖棺定论。而王夫之的道德文章，却被曾国藩、曾国荃、郭嵩焘等无数先贤所推崇，他们不但自己读王夫之的书，还在同治四年十月，刊成《船山遗书》，分送朝野上下，将帅兵弁 。据说许多将士战死沙场的时候，手中没有刀枪，但是却有王夫之的书。谭嗣同评价说：“五百年来通天人之故者，船山一人而已。”国学大师章太炎说：“当清之季，卓然能兴起顽儒，以成光复之绩者，独赖而农一家。”两江总督陶澍恭恭敬敬地为其题匾曰：“衡岳仰止”。后人对他的推崇由此可见一斑。

今人很少有读王夫之者了，王夫之依旧如明清之际那样寂寥。落寞的湘西草堂在滚滚红尘中若夕阳中策杖默立的野老，充满着忧伤和惆怅。而曾经热衷于徒步去湘西草堂思索的江堤，也于2003年7月21日，在《瓦片》即将付梓之时，因病去世，终年四十二岁。

或许，我们都该去南岳纵横连绵的万山中看看，在那鄙陋的湘西草堂中喝上一杯菊花茶，然后在被王夫之称之为“枫马”的古枫下，静静地反刍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07﹒10﹒18于京华